校友回忆录——《石中逸闻趣事》四

“养猪户”的烦恼

人们都说，穷生虱子富生疥。至于富人是不是好生疥疮我不知道，因为我和富人不沾边。但是，穷人身上虱子多我是深有体会、深受其害。现在分析原因，一方面是穷人衣服少，没有换身衣服，再一方面就是穷人买不起肥皂洗衣粉，极少洗衣服。这就给虱子的生育繁殖提供了有利场所。尤其是胳肢窝和肩头、两边掐腰的“缝州府”，更是它们藏身的安乐窝。虱子、蟿子满缝都有，有时还爬到到头上占领制高点。战争年代，连领袖人物如毛泽东、胡志明，有时都一边交谈一边捉小动物。宋任穷曾对他随军的女儿说：虱子是“光荣虫”，不到部队你身上还没有“光荣虫”呢。古时文人也有“扪虱搔谈”的戏称。我在石榴中学期间，从来没带过被子、席子，就是一领马p蓑衣，一条粗白线的毯子。连枕头、水壶、脸盆、牙刷、牙膏等物品从来没用过。睡觉时把裤子脱下朝头底一放就是枕头。每年冬天都需要找人捣腿就乎人家有被子的同学才能度过。裤子、褂子都是一命衣服，从做到穿坏始终不离身。冬天时棉袄外面有个套褂，里边有个小褂，也有穿空心袄的。最奢侈的一年就是父亲腾下来一件深蓝色的套头绒衣给我穿了，暖和固然暖和了不少，这可给虱子、蟿子的繁殖创造了条件。记得又一次天暖和了，我上早操一身汗跑回来，虱子也在里面激烈地活动起来，把我浑身咬得麻皮瘙痒的受不了。我脱下衣服一看，一个个“老母猪”（母虱子）吃得肚大腰圆，本来由于生活困难吞糠咽菜我就瘦得可怜，可这些吸血虫全然不顾。气得我一口气消灭了10几个，可是因为还要上课，哪有时间把它们完全彻底干净的消灭之。有时间我星期天回家，母亲会用热水把衣服烫一烫，或者把衣服用水潮一潮，用破布包着放到烙煎饼的鏊窝里蒸一蒸，这样就把虱子、蟿子一次消灭，可过一段时间，从其他衣服上转来的虱子又会卷土重来，所以有“逮不断虱子捉不断贼”的说法。最使我尴尬烦恼的是又一次上课全体起立的时候，有一头虱子公然爬到我脖子后面，班长刚喊起立还没坐下，站在我后边的王传法大喊：“李景成拝动！李景成拝动！你脖后还有个老母猪！”这时我隐约听到全班同学的窃笑声，浑身像扎满了刺一样，比虱子咬的还难受。这王传法简直比虱子还可恶，令我这“养猪专业户”当众出丑，况且全班的女同学大部分又坐在前几排，我都羞的不记得我是如何捱过那一关的了。我当时心想，我宁可坚忍顽强地和“虱子”苦斗，也比王传法背后来着一损招好对付，这王传法毕业后在上世纪70年代因收听敌台被逮捕判刑，最后死在牢里。看来人还是光明正大为好，损人者往往害己。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现在即使农村人也很少有虱子了。可在过去，扪虱搔谈还被文人当作佳话，连一代伟人毛泽东都当着友人的面和虱子战斗过呢。

可住家雀的“东洋头”

象我们这代人这么大的农村人小时候都能记得，剃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带木把的剃头刀明晃晃的令人望而生畏，朝头上一刮，直疼得不由人就要掉眼泪。可以说，小孩子没有不护头的，剃头时没有一个没哭过的。

一般小孩剃头时都是留“锄头”，就是在前额上头像女的留刘海那么宽的留一个锄地的锄头似的头发不剃，所以也就叫“留锄头”。由于龇牙咧嘴的怕疼，所以我们小时候巴不得“锄头”留得越大越好，得少挨一刀子就少挨一刀子。我小时候还和其他娇惯小孩一样，除了留“锄头”外，还在后脑勺留了个小尾巴。但是我只留了几次，稍微懂事就怕丢人不给留了。现在回想起来，说是为了好养，实际上恐怕是家长对娇惯孩子护头的一种妥协，为了少挨刀子，就留了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二一子头。

小时给我剃过头的，除了祖父以外，还有顾传贵表叔和小双的奶奶，小双奶按庄众我喊她“老太”，虽然个子不高，黑不孜孜的，脸上还有麻子，可是由于和我们家是紧邻居，所以，我们见了她也还和蔼可亲。她剃头时下手轻，边剃边哄着我们：“我消停剃哈？不疼！”虽然我们心理感觉上少了些紧张恐惧，其实疼也还是满疼的。到上三四年级以后，我就不再留“锄头”，而改留分头了，当时赶分头叫“东洋头”，这也和“洋烟”、“洋火”、“洋油”、“洋碱”、“洋胰子”、“洋盆”、“洋钉”、“洋铁盒子”一样，说明了我国被洋人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痕迹。那时的发型流行语是“二道毛子真好看（妇女短发），掴大鞭是老封建（扎一条大辫子的），头上窝个鸡黧蛋（窝鬏的）”，“东洋头（分头），西洋歪，小辫扎在两半边（羊角辫）”。

按道理说，剃头刀子只能剃光头、留“锄头”，不适宜留分头。可是，直到1969年，在李学文学剃头匠子之前，我们全村没有一把理发推剪，要想用推剪花钱理发，除非村里来了剃头匠，再不然就得赶集剃。而花钱理发在那时真的比现在美容美发还时髦。为了省钱省时省事，大部分人还是用土剃刀剃头。

1964年暑假，在开学前夕，我祖父说我的头该剃剃了，可是那些日子也没见来个剃头匠子，所以在我不太情愿的情况下，老祖父再次用土剃刀给我剃了个“东洋头”。这时间我虽然仍然感到疼痛难忍，可是更头疼的是祖父给我剃的“东洋头”叫我啼笑皆非。上边留着的头发像个椭圆的“瓜壳子”（一种半圆形的帽子），和现在中央电视台的金龟子刘纯燕差不多，下边发际线到留头发的地方没有过度，全部剃光，真是上下分明，拿着镜子照着，用手摸着我这“东洋头”，真是无可奈何，没法子我叫祖母拿剪子帮我铰铰，祖母也简单铰了点，无从下手。

过不几天，暑假结束开学了。当我带着祖父母充满爱心精心呵护的顶上功夫来到学校后，果然不出所料，老师同学们都被我这“东洋头”逗乐了，这个说：“这样的东洋头从来没看过！”那个说：“这个东洋头还真好看！”，就数想帮我捉“老母猪”的王传法奚落的最损“李景成，你这东洋头底下能住家雀子吧？”调皮的同学七嘴八舌的把我打扮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我只听说“门可罗雀”，却没听说谁的头发下面可以住家雀子的。看来我这头还真是主贵，又能养猪，又能住家雀子，大有发展前途呢！

“援越抗美”长跑

我们上中学时正是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关键时期，当时中国提出的口号是“援越抗美”。我们石榴中学为了响应祖国号召，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援越抗美”冬季长跑活动，从石榴中学为起点沿地图往越南方向前进，每天早上跑的距离累计。可以围操场跑，也可以沿石榴通往县城的公路跑。跑多少距离回来由自己报，类似后来生产队大寨式记工的自报公分。由于是分散活动，所以哪个同学跑多少并没有人监督，完全是由自己自觉报。那时人们思想都还比较单纯，根据我平时观察，大部分同学报的还差不多。可是，也还有人投机取巧。大同学我们比不过，和一般大的同学尤其是年龄相仿的女同学相比，我们还是不甘落后的。可是，根据统计的数据，我就是跑不过人家。就拿和我同龄李新梅同学来说，由于她父亲是国家干部，家庭生活条件好，二年级时体重就达107斤，我那时只有70来斤。她小名叫“小跩”，走起路来也名副其实的跩跩的。可就是“援越抗美”比我跑得快。当她都快跑到越南的时候，我才刚刚过了长江。虽然她每早上也艰难地跑了，但是，我眼看着她并不比我跑得多。由于年轻气盛，我和张青山同学都还有点不服气呢。放到现在，她跑到南极洲去，我们也不会有意见了。那时流行一句话“人的思想比闪电还快”，人家是用头、脑用思想跑的，我们是用两条腿跑的，哪里能赶上闪电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呢。

报纸情缘

在石榴中学，我曾经担任过副小组长，除了打扫卫生和劳动课时跑跑腿，其他也没做出什么政绩。除了这行政领导职务以外，我还自始至终担任过另外一项差事，就是负责拿报纸，这差事倒正对我的口味。

从1965年开始，石榴中学为了加强学生的时政学习，每个班级都订了一份《新华日报》，那时《新华日报》是对开4版。我们三（1）班的报纸就是我负责领取保管。每天课间操以后到班主任的办公室去取报纸，拿来以后给同学们传阅，看过以后我再存放在自己的位肚里，过一段时间再集中交给版主任。

每当我在第一时间里从班主任老师那里拿到报纸，都感到那浓浓的墨香沁人心脾，那清晰的标题赫然入目，那最新的消息扣人心弦。我每次都不会放过这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先睹为快，出了老师办公室以后，在甬道上就边走边看，真的有几次撞到路边的法桐树上。

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看报纸、用报纸、爱报纸、收藏报纸的习惯。

在石榴中学时，我就订了《江苏青年报》、《农村青年》、《江苏文艺》、《中学生》等报刊。1969年我初中毕业在家务农，苦于没有报纸看、又听不到广播，自己还花3元钱订了3个月的《新华日报》。

我在家劳动时，筐头子里掴着报纸，来家吃饭时饭桌上看着报纸，到河工扒河时，也把报纸带到工棚里。当下雨工棚漏雨时，我就把报纸盖在漏雨的地方，估计要湿透时就拿下来再换上，就这么不停地倒换，才使破被子没被湿透，这破被子还是顾伯平的，我是靠他捣腿的，因为我家只有一床被子，如果我带到工地，家属和儿子就没得盖了。所以，报纸保护了我们，也使我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

直到现在，我还收藏着石榴中学时期的报纸。凡是我到过的地方，我都尽可能地收一份报纸，哪怕是看不懂的外文报纸。在我的家里，体量最大、重量最重的就是书报。我不光存有大跃进时期的《东海报》，1993年任东海县常委宣传部长时还又亲自跑到省新闻出版局申请刊号复刊了《东海报》。《新华日报》的社长、总编、主任、记者，许多人都成了我的朋友。

小作文

  我上初中时，俄语成绩最好，语文次之，数理化相对弱些。虽然我的语文成绩不是全班最好的，可是我的作文却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阅读。那时，除了一星期一篇作文做在正规的方格的大作文本外，还不定期的安排做小作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习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文后老师布置写的小作文。我的这篇小作文又被当作范文阅读。语文老师许化东还故意卖关子子说：“这篇作文是我们班年龄较小，个子不高的同学写的。”大家一猜都把目光聚集到我这里来，我是既高兴又羞愧，当时感到浑身发热，估计脸也红了。现在我还记得那篇作文里写道，小时候我会和一些小伙伴撩一个双目失明我管她叫老太的老年人,一边摸一下老人的拐棍，一边马上跑开，喊着：“瞎子瞎，我逮东南角（音jia），给你一碗热地瓜，突你嘴，乱呱嗒！”。可能就因为我这作文写得形象生动，所以才被作为范文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班顽童，可是对老人最大的伤害呢！

乒乓冠军

现在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本人在石榴中学时也曾获得过乒乓球冠军。

     1961年我国成功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获得男团、男单前三名、女单冠军后，乒乓球热席卷全国。那时几乎每个中小学生的书包里都有一块球拍有实木板的、有胶合板的、有单面硬胶板的，有双面胶的，有带海绵的，有不带海绵的，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由于我家家庭困难，买不起球拍，我当时就画个样子叫老父亲给我做了一个大概是柳木板的球拍。乒乓球台有木制的，有水泥板的，有下面是土台表面抹一层水泥挂面的。实在没条件，几张课桌高低不齐地拼凑起来，中间放条长凳或是用砖头拉根绳子也能凑合解解馋。只是球的落点就难说难道了，说不定碰到哪个桌角就飞了出去，运气球是每每出现。抢占水泥球台成了孩子们课下最快乐的事，中国成为世界上打乒乓球人数最多的国家。

石榴中学的乒乓球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操场边、礼堂内都有乒乓球台每个班级门前都有一副水泥球台。学校有专门的乒乓球室，一色的“红双喜”系列配置。那墨绿色的球桌、墨绿色带白边的球网、双面胶的球拍、弹跳力特好的乒乓球，像梳妆整齐的新娘、新郎，头紧脚俏，里外三新。看起来是那样的馋人,可那只有乒乓球队员和教师才能享受，我们只能望梅止渴、馋涎欲滴的份儿。不要说打球，就是听听球落到球台上面“的、的”的声音也是清脆悦耳，全不像老态龙钟的朽木板台上“噗、噗”的闷声闷气，也不像冷面无情的水泥球台上短促的“嗒、嗒”那样没有韵味。当时石中的乒乓球队在全县都闻名遐迩。男队员有：王庆元、李润开、李大布、李耀胜、夏寿银等，女队员有：王白英、来玉珍、李永菊、赵彩兰、杨玉梅、孙礼翠等。王庆元在全县排名在前三名，王白英、来玉珍在全县排前六名。王庆元是石榴街上人，细高个，小眼睛，打球灵活多变、速度很快，在全县中学生乒乓球中排前三名，属于技战术比较全面的。他后来考入东海县中，据说在文化大革命到北京串联时英年早逝。李润开个头不高（虽然他后来长成大高个），大眼睛，石榴新庄人，应该属于贪玩玩出的乒乓球队员。李大布是石榴车庄人，父亲是手艺人，家庭经济条件好，当属于纨绔型的乒乓球队员。王白英个头不高，打球和她的人格一样，稳扎稳打，她打球时最突出的特点是抽球时右脚狠狠地跺地。赵彩兰是个细高个，打球时锐利的眼光紧紧盯着球，球打得和她的人一样利利索索。杨玉梅是一年级的小不点，虽然是扎两个小辫的黄毛丫头，可是打起球来却肯动脑筋，很有心计，机动灵活。王白英和来玉珍由于乒乓球打得好，1965年还被转学到东海县中。当王白英后来再回到母校打乒乓球时，和她同位的我只能远远的观看，幼小的心里还存有一丝怅然若失的感觉。这样一位众人瞩目的耀眼明星，原来不就是和我坐一个位子的吗？学校乒乓球队的教练是带体育的安存先老师，带我们俄语的刘洪毓好像是业余教练。可是，刘老师的技战术水平却非常精通。我经常站在旁边观摩，尤其是他教王庆元用球拍反面沿球台边线的快速发球法，就被我学以致用。由于石榴中学的乒乓球运动开展的比较好，1965年春寒料峭的时候，江苏省乒乓球队还专门到石榴中学表演过一次。省队当时有一名国家健将，两名国家队的运动员，据说前不久还参加过国际大赛。记得那时由暂住在石榴中学的省测绘队的“09-50xxx”的军绿色卡车去县城把运动员接来，全校师生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奥运健儿一样把他们欢迎到学校大礼堂。看到那些穿着大衣的男女运动员，真比现在看到大腕明星还令人激动。那次表演让我们大开眼界，健将的打球风格很像庄则栋，小老虎一样。球台在礼堂里东西摆放，有时球都连续几次扣杀到两边墙根又被接起来，看得我们眼都直了。那矮不墩墩的女运动员，虽然个头不高，可是那粗壮矫健的白白的美腿，在那个饥饿贫穷的年代却是一道难得一见的风景线。为了增进友谊并让石榴中学乒乓球队员有个锻炼的机会，只好派出几名男队员和省队的女队员对打，当女运动员主动走向校队的男运动员李耀胜准备握手时，李耀胜还腼腆的停顿一下脚步，手似乎还朝后缩了一下，最后才不得不涨红着脸和人家我了手。那次，省队男女运动员分别表演了男单、女单、男双等项目。直到现在，那还是我现场观摩的最高级的乒乓球表演。2003年我虽然和我国第一名女乒世界冠军邱钟惠、日本六获世界女乒冠军的江口富士枝、韩国的女乒世界冠军朴仁淑合过影，可是她们都是本国妈妈队的指导，没有上场打球。

虽然学校的乒乓球室与我们无缘，可是我们打球的兴趣不减。在教室门前的水泥球台上用自己的土球拍打球，也玩的有滋有味。乒乓球也只是一毛钱一个的“凯歌”牌的，比起两毛多钱一个的“红双喜”的乒乓球差远了。但是我们球瘾很大，乐此不疲。因为篮球我们从来靠不上边，不要说上场打球，就是看球，我们也得站得远远的，生怕被那些生龙活虎的大个子球员闯着或是被打飞了的篮球砸着。即使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由于常打长练，我的乒乓球技在班级里也算中等偏上的水平。有一次，我们办举办乒乓球比赛。我和球技较高的管小斌代表我们第三小组参加双打比赛，由于我们两个配合默契，竟然荣获双打冠军，为我们第三小组争了光，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唯一一次获得体育比赛的冠军。

蝼蚣棵子

一天晚上上自习时，我做完作业就翻看《植物学》上的插图。。那淡绿色封皮、里面带各种插图的《植物学》，我情有独钟。因为我生长于农村，经常割草、剜菜，对各种植物非常喜爱。翻着翻着，我发现新大陆似的叫了起来：“这辣蓼不就是水红棵子吗？”同桌的王白英同学可能正在预习代数，听到我的叫声，就说：“什么水红棵子哈？”我一边把插图拿给她看，一边说：“你看，这辣蓼不就是水红棵子吗？”王白英说：“什么水红棵子？俺看不出来。”我又说：“你看这不是水红棵子是什么？湖里水边不多着了吗？”王白英还说看不出来。我说：“你家那里能没有吗？等我星期天回家一定带来给你看看。”

星期天返校时，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决定带棵水红棵子给王白英看看。为了让她能看到比较新鲜的，我特意走到离学校比较近的柳汪的地头，才拔了一棵。上晚自习的时候，我把水红棵子带到教室给王白英同学看。她一看说：“这不蝼蛄棵子吗？！”我说：“怎么叫蝼蛄棵子呢？这就是水红棵子，你看跟书上的辣蓼不一样吗？”她承认跟辣蓼一样，但是仍然坚持说是蝼蛄棵子。从此我又学了一经，知道水红棵子辣蓼还有个名字叫蝼蛄棵子。多年以后，每当我们遇到一起回首往事的时候，还会说起水红棵子、蝼蛄棵子的事，都不胜感慨，心中充满了美好回忆的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