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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存在的根本性追问
教师存在的根本性追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我们的后代，关键是看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后代给这个世界。”中国有没有希望，关键看教育。教育有没有希望关键是看教育是否体现人文精神，而关键的关键是看教师是否具有人本之精神；是不是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陈寅恪语）。
如果有很多教师是这样的人，在走这样的路，走的人多了教育便有了路，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的未来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在这个物欲横流，欲望膨胀的年代，我们放眼看中国，看现在，看体制，许多方面在束缚着教师的成长、发展，个别地方连温饱也是谈不上的，确实很难谈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发展。
但存在是现实的，人必须要活着。生活就是要生下来，活下去。即使作为小知识分子也要“体验生活，感悟人生”（冯伯虎教授），要思考、实践，是要喜怒哀乐，要痛并快乐着，爱并努力着。
想当年鲁迅是痛苦的，因为他与世俗斗争，试图唤醒国人的“人”的意识。他说的“真的知识分子阶级”有两个特点：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因而他注定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所以他写的文章像匕首，像投枪。二是永远站在平民百姓一边，关注处在社会边缘的弱视群体，所以寂寞压抑，所以在文章中带着理想的乌托邦色彩。他是在苦难中成长的“民族的脊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想想，我们是这样存在的吗？站在学生与家长中间，站在传统和创新中间，站在物质和精神中间，站在现在和未来中间，我们是不是满足于我们现在生活的现状？我们永远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吗？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自己还是学生？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还是阶级或是领导的需要？
王栋生老师在《不跪着教书》一书中说过：“教师当有正当的人性……”，教师如果“因惮于世俗的力量的顽固而放弃思想，放弃呐喊，那才是无价值的一生。”教师如果没有思想就没有了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作为肩负传道授业责任的我们即使在清贫中仍然应当追问：
“我们是谁？我们何以存在与言说？”
“我们认识自己吗？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怎样独特的认识？”
“我们有信念吗？你信什么？共和、民主？佛教？还是没可怜的虚无飘渺？我们要给我们孩子们展示自己怎样的精神世界？”
“你的教育观是什么？有对当今教育的独特见解吗？你希望我们课堂中走出去的是红卫兵义和团？还是雨果笔下的罗伯斯庇尔？还是许多所谓的淑女淑男？”
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老师？教书者？育人者？导学者抑或筹划者？
……..
虽然这些追问有时可能是痛苦的，因为追问会触及我们的灵魂和信仰，因为追问会让我们面对孩子们纯真的笑脸而满怀内疚，还因为追问会让我们的心面对现实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疼痛。
存在就要面对，面对就要选择，有思想的教师也许终其一生要在孤独中坚守自己的理想，做一个双脚踏在大地上，血液中响着泥土芳香的守望者，耕耘者，期盼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
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学，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着。学子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而这位学子就是现在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白岩松。
马丁·布伯说过一句话：相遇便是美丽。无论是一位校长和一个学子的相遇，还是一位老师和几十名学生的相遇，都应当指向一个美丽的结局。师生之间的相遇应当是高尚与高尚、梦想与梦想的美丽约定，在相遇的刹那间，会让我们心中不断闪烁着灿烂的星光，那是人性的光辉，那才是人格的力量。
以人为本，这才是教育的本质，也是教育的原点。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23岁时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说：“教育的宗旨何在？在使人成为完全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人物？人的能力无不发展调和是也。”
澄明教育的本质，寻求教育的真谛，让教育回到培养人的本质上来，教师的存在才有意义，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将来，高尚的人才会在我们的坟前流下热泪。
（编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这是让无数人为之思考和痛苦的拷问。追问需要勇气，因为思考，所以痛苦；因为痛苦，所以深刻。王玮校长起于思考，却没有止于痛苦，而是变得深刻，且思且行，且行且思，反求诸己，在追问中践行着内心的追求和理想。王玮校长对教师存在的根本性追问，应当令每一个教师深思：我为何存在，我将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