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不去的田园和留不得的官场

归不去的田园和留不得的官场

（此文获首届全国教师读书随笔大赛人文组二等奖）

汉代的抒情小赋自张衡始，代表作是他的那篇《归田赋》。在文中，张衡极力摹写了心中一直向往的一种生活：归隐田园。在那里，他可以沐浴春风，踏青赏花，聆听鸟鸣，还可以渔猎盘游，弹琴读书写字著文，总之一切皆可随心所欲，悠闲自得。可辞呈递上去了，皇帝不但不准，反而加升他的官爵，让他的归隐之梦再不能提起。

　　讲到陶渊明，自然少不了讲他的《归去来兮辞》和田园诗，关于仕与隐的思考又一次浮上脑际。

　　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心里有两个永远解不开的疙瘩：归隐和出仕。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文中，文人给我们刻画了两个最基本也是最常态的物境：山林与官场。

　　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仕与隐，本不是什么非此即彼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选择题。“学而优则仕”，无论为己为民为社稷，他们悬梁刺股发愤苦读的根本目的，还是期待着有朝一日把这满腹经邦济世之才“卖与帝王家”，治大国若烹小鲜，牛刀小试，而天下已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光宗耀祖同时兼济天下，那该是一种怎样的自我实现啊！此心忧国忧民者有之，为一己之欲者也概莫能外。

　　可官场不是你的梦花园，它未必好混，仕途也未必顺遂。这边是胸怀凌云之志，那边是无人识得，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命运蹭蹬，以至英俊沉下僚，圣贤多寂寞。进不了官场的要怨，进了官场的还要怨。真正是“进亦怨退亦怨”了。以王安石之才学、方略及恩遇，做事尚且不能尽如己意，何况他人！官场实在是“居大不易”。要留，也难！

　　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时不我待的焦虑，晋身官场的不易以及官场经历的不顺导致种种郁闷常使文人们有生不逢时之感。他们羡慕战国时期的那些读书人，只要说服了某国君主，便可出将入相，纵横捭阖，获得施展和作为的机会。——人怕的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连作为的机会都没有啊。几番坎坷，几次挫折，雄心和锐气逐渐消磨，不少人了然了“兼济”之不易，便会萌生退意，想到“归隐”，想到那没有尔虞我诈、无须勾心斗角的山林与田园。在他们的心底，山水与田园不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山水与田园，那里是得志者不得志者共同的精神家园，一个可以供他们的身心退归回去，疗治、休养仕途打拼留下的创伤的世外桃源。

　　其实，所谓“归隐”，也是文人的一厢情愿。正如出仕并非其自以为的“如囊中探物”，能否仕他自己说了不算，仕得顺否他也说了不算一样，能否隐也不是件易事。

　　这里面有个“不能隐”和“不想隐”的问题。

　　“不能”，或因情势，或因志趣，或者只是皇上的一个不准，那归隐之思便成泡影了。譬如张衡，他虽真的看透官场之龌龊，一心想独善其身，回归田园，可他的辞呈递上去后，皇帝却理解为他是嫌官小，皇帝也不愿被天下人说他不识人才，野有贤人是为君不明啊，所以皇帝自然是要再加恩宠，以示挽留。官场亦有游戏规则，为臣可以闹点小情绪，但不可以过于固执。这时如果张衡执意要隐，那他就是不会玩了。这天下都是皇家的，你要隐去哪里？况且，从来只许皇帝不让你参与游戏了，几时一个臣子敢违背游戏规则，自己就走了呢！在皇帝的一个不准面前，所有的想法只能成为泡影。那田园再怎么荒芜，也不许你归去来兮！

　　你会说陶渊明敢啊，他不是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自己挂印而去吗？其实，那也就是五斗米吧。一个彭泽县令，根本进不了皇帝的视野，他的仕与否，皇帝压根儿就不在意，所以他可以这样自说自话。设若是万户侯，先不说你肯不肯为它折腰，皇上把它挂在你脖子上以后，你怎么敢轻易把它扔掉呢！

　　更何况这里还有个“不想隐”的问题呢！视功名富贵如粪土若浮云者有之，但“好了歌”说得对，这世间的种种样样，都令人难以割舍，好不容易打拼来的功业，怎是一个“隐”字就放得下的！

　　所以无数的人说过要归隐，真正走了的似乎就只有一个陶渊明。事实上也是——纵然皇帝允许你走了，你也真的回到了田园，放下了以往所有的身份，像一个农民一样生活了，真正躬耕时，你会发现，田园里野草与禾苗同样牵扯精力，稼穑也不易，田园在山清水秀之外，还有着许多入不了诗画的东西和况味啊。就说陶渊明，人们只记得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与超邈，可诗人也要吃饭，当“草盛豆苗稀”收成无着生活难以为继时，谁还会想归隐呢？大概，官场纵然黑暗，总不至于吃不上饭吧？为稻梁谋，那田园实实是归不得的！

　　另一个著名的隐者林逋，梅妻鹤子，终归太过清冷，非常人所能为。

　　况且，要做隐者，还得有条件：须得有异于常人的形貌和言行。否则岂不是“泯然众人”真的隐了？你不见今日之明星上街，无论冬夏都要戴上帽子墨镜之类，似怕人识，实怕人不识。——大隐隐于市，谁做到了？——真做到了的，也就不图那个虚名了。

　　至于自己原本不想隐，却借此说事，那只能把它归为谋略之伍———借归隐以扬名，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三步，这条终南捷径有人走通过，自然就会有人继之、有人效仿。当然未必人人都那么幸运。

　　除去被三顾茅庐的诸葛亮，三国之后，和平年代走通终南捷径的人再就要属唐朝的王维了。以隐成名，由隐而仕，亦仕亦隐，在那条终南捷径上往返自若，羡煞天下多少读书人！所以他可以雄浑，把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写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还可以冲淡，人闲桂花落，或者空山新雨后，那份气定神闲，自不是眼瞅着茅草被顽童抱走而捶胸顿足的杜甫或自许甚高却终归了了的李白所能比拟。

　　这当属个例。

　　官场是一个永远的诱惑，至今未见有能完全抵挡住那份诱惑的。而山林之思与田园之趣，则总在失意或寂寥时成为一种空中楼阁，招引着迷途的羔羊，安慰着数千年间文人们受伤的心灵。而他们有了这样的慰藉，就可以一面追寻那永难实现的建功立业的官场之梦，一面慨叹着人生不常、一切皆虚了。

　　官场不好留，田园又归不去，仕与隐，出世与入世，就这样始终是个解不开的结，困扰着数千年来的读书人。

　　可喜的是，这难题到今天似乎早已不成问题——今天的读书人当然不必再为仕与隐的问题所困扰，如果说一定要做出个什么抉择，那也是“官乎”“商乎”？前者权后者钱，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事实上，官不论高低，有权就行，商不论大小，有钱就灵。权与钱总在某个契合点上相遇。君不见今天多少昔日高官，急流勇退——不是归隐，是趁自己在位时结识的关系都还在，把官场与商场结连起来了。所以，起步时的选择，无非是走山南还是山北的差异，二者终究要殊途同归的。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令我瞠目：

　　陶渊明归隐回去做什么？有人请他做顾问吗？

面对此问，良久，我只能愕然。